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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极速3D
                                                      发稿时间:2020-07-10 17:37:38

                                                      “6月11日到7月4日,北京累计报告334例确诊病例,47%是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在隔离期间发病,这证明最初的感染者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控制。”窦相峰说,“新发地的人流量太大,从业者多为外来人员,遇到危机,人的本能是回家。如果没有第一时间确定和封锁新发地,很难想象疫情会以怎样的速度和范围扩散,会不会重演武汉的事态。还好,北京前期的溯源与处置,基本是无懈可击的。”

                                                      (《华盛顿邮报》报道截图)

                                                      “西城大爷”确诊时,北京有98家机构可进行核酸检测,日检测量超过9万人份。

                                                      张代涛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

                                                      “我们把排查的重点放在他曾去过的各类密闭场所,引导他回忆当时种种细节。比如,他说31日去过乐图空间,我们追问他做什么了、之后去了几层,他便想起来还去地下打了台球,我们进一步问,当时场景如何、有多少人。”

                                                      首轮疫情时,“照妖镜”远没有这么多。最大一次规模的核酸筛查,数量是1700人次,放在现在看,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在当时调动了半个北京城的疾控力量。吃力之处,主要在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当时,北京市疾控中心也只有6台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仪,日常主要承担流感、诺如、鼠疫病毒等的检测工作,行有余力;新冠一来,中心实验室病毒检测单日最高量达600多份,在聚集性疫情面前,这个通量也捉襟见肘。

                                                      “我们重点关注案板、刀、台面、秤,这些摊主自己能接触到的东西,采了一百多个摊位;很怕出现经空调传播,对进风口、出风口也进行了采样。那儿环境不好,怀疑已有人感染,就叫他们都集中管理了。”翟曙光回忆。

                                                      此时,距离“西城大爷”确诊仅花了2天。

                                                      第一个推测,在见面后被很快打消。窦相峰留意唐先生的状态,对方紧张、懊恼、无助,想不通自己怎么就病了,“很真实,也很坦诚,不像有所隐瞒。”对于流调人员反复提出的一些问题,唐先生也给出了前后一致的回答。再结合其他方法对其行程进行回溯,确实没有出京经历,可能性进一步明确了,他是在北京被感染,这个答案,让窦相峰的心情比来时更为沉重。

                                                      随着居民日常生活步入正轨,活动轨迹变得复杂,也给流调带来挑战。“1-2月份,大家的轨迹基本是家——医院——家,比较简单,现在大人要上班、孩子要上学,工作之外要出去逛街、聚会,活动场所与接触人群与之前完全不同。有时候单凭疾控的力量,也显得局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