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28

                                                              来源:加拿大28
                                                              发稿时间:2020-07-07 03:37:18

                                                              检查组要求两省防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有关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应急管理部7月7日消息,按照国家防总统一安排,7月2日至5日,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兼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永利率国家防总检查组检查黄河流域防汛抗旱工作。检查组实地检查了陕西、河南两省重点水库、堤防等防洪工程度汛准备、调度运行情况,防汛抢险设施设备及队伍备汛,防汛物资储备等工作,详细了解基层防汛准备、责任制落实等情况,并与两省防指负责同志座谈交流。

                                                              按照李前大法官的说法,如果行政长官仅是一个行政机关的首长,或许可以成立,可问题在于行政长官不只是行政机关的首长,更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所担负的责任决定了行政长官是特区执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其被赋予的职权中就包括任命法官。而国安法规定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难道不属于行政长官的职权范围吗?那么,李前大法官为什么会认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呢?是他看不懂基本法吗?恐怕不是!而是他通过判例建立了香港法院的宪法性管辖权,也就是违宪审查权,努力营造“司法独大”、“司法至上”,硬是把行政长官视为只是行政机关首长,他才能得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的看法。这也正是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对特区政治体制的错误理解,即把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扭曲为“三权分立”体制的主要原因所在。对此,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指出,“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制度设计!也不可能是!这是由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所决定的。早在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明确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能搞“三权分立”。这是设计特区政治体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重要的立法原意。如果正确地理解行政长官的法定地位和权责,就不可能得出李前大法官的观点。

                                                              第二,任命法官是香港基本法赋予行政长官的重要权力。

                                                              会议认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历史担当,体现了14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体现了广大香港同胞的深切愿望。香港国安法正本清源,堵塞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漏洞,是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处理香港事务最重大的举措,是依法治港的具体体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国家安全机关将坚决贯彻落实香港国安法,依法惩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活动。

                                                              根据基本法,法官的任命权属于行政长官。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六)项规定,行政长官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级法院法官。这一规定简洁明了,任何人都不会不理解。同时基本法第八十八条规定,香港法院的法官,根据当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推荐,由行政长官任命。把这两条合起来理解:首先,法官的任命权或不任命权在行政长官;这项权力是实质性的,而不是程序性的。其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独立委员会有推荐权,行政长官应在该委员会推荐名单中作出任命决定。再次,推荐权不能演绎为决定权,行政长官有权不接受该委员会作出的推荐,要求其重新推荐,直至行政长官接受并作出任命。说到底,只有行政长官有权任命法官。由此也可进一步理解,香港国安法关于行政长官指定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在指定前可征询特区国安委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规定,与基本法有关规定在法理上是一致的,是行政长官权责范围内的事项。行政长官指定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是在已经按照基本法规定作出任命的法官当中来指定,不存在重新任命另外一批法官的问题,而这些法官在任命前已经上述独立委员会推荐,也就无需再推荐。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国安法规定特区须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不是特首一人的机构,还有中央派出的顾问,是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监督问责的、负责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特首在指定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时征询该机构的意见,也是理所应当的。除此而外,特首还要征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这就更加体现了国安法尊重和维护特区司法体制的立法精神。因此说,李前大法官的担忧可以不必了。

                                                              首先,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体制是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不是“三权分立”。

                                                              第三,香港司法独立不能作任意解释。

                                                              按照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政长官同时是特区和特区政府的首长,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双首长”,须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负责,所要负责的最主要事项,就是负责执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适用于特区的其他法律(不言而喻,其他法律包括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适用于特区的全国性法律)。再看基本法第四章对特区政治体制作出的规定。这一章共分为六节,第一节是“行政长官”,第二至第四节依次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这表明行政长官在香港特区政治体制中处于特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是香港特区与中央之间宪制关系的枢纽。按照上述规定,在香港,只有行政长官可以代表特区向中央负责。正因为如此,行政长官才被基本法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并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负责。这些权力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机关首长可享有的。所以说,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

                                                              这里倒是必须指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在行政长官指定法官的过程中只发挥咨询作用,而绝不能把行政长官指定法官的权力变成“橡皮图章”。行政长官按照基本法对法官的任命权和按照国安法对法官的指定权都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或程序性的,在执行中不能变形,不能走样。